托克维尔与我们时代的相关性
毋庸置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或者说，一个民主化的时代。然而，民主像其它政治学的关键术语一样，愈加年深日久就显得愈加歧义丛生，莫衷一是。人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和他们呼唤民主或者批判民主的激情都很不相称。另一方面，民主的实践在不断地印证一位百余年前的思想家对于民主的论断和预言，而他对于民主所提出的问题也依然在困惑着今天的思想者。
这位思想家就是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可以说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预言者、分析者，正是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宣称民主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在对民主人即现代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描绘和分析上，也无人堪与托克维尔比肩。
托克维尔在当代关于民主的讨论中是如此地重要，如此频繁地被人引证，以至于我们或许可以模仿诺齐克评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句话，来表明托克维尔在民主理论中的标识性意义或者说里程碑意义——“政治学家们讨论民主必须从托克维尔谈起，不然就要说个理由”。 的确，任何一个现代人如果要讨论民主——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民主，他都无法忽视托克维尔在民主问题上的论述。例如，首先他就必须面对托克维尔的一个核心论断——“身分平等的到来是普遍的和不可避免的”或者说“身分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
托克维尔在思想史的地位可谓几经沉浮，然而晚近十余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思想史排行榜上一路攀升。因为现代性问题在西方已经日益突出，而托克维尔最早慧眼独具，看出了现代性借法国大革命之身以狂风暴雨之势登场；最早指出了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我以为或许可以称之为“诸领域的民主化”问题。 而托克维尔指出的民主永不停步的特性，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变得越来越突出。西方不仅面临政治民主化的压力，而且日益面临文化民主化和道德民主化的压力（例如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同性恋的挑战等等） ，换言之，面临着全面民主化的压力。因而，这些挑战实际上是再次提出了“民主是否会有最后的极限”这一托克维尔当年自承无法回答的问题，西方思想界因此被迫一次又一次重读托克维尔、重返托克维尔。
而托克维尔提出的“诸领域的民主化”问题在中国也已经日益突出。在社会状况和心态层面，中国已经日益步入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已经日益变成“民主人”即“现代人”。而在制度层面，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追求民主政治的大方向上已经日益达成共识。简言之，民主（现代性）的问题已经日益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也已经日益是民主的问题。
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阅读和理解托克维尔都已经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
